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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廉政建设与法治建设
 
[发布时间:2017-08-17 09:28:18 ][阅读次数:287 次]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方面内容,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从一个战略目标和三大战略举措,分别阐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布局。而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就是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双保险”,分别对应着法治建设和廉政建设。那么,如何理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廉政建设与法治建设,又该怎样协同推进呢?

    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背景、内容和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危险、新考验、新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励精图治、攻坚克难,使得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都蓬勃发展,焕然一新。在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治国理政思想中,贯穿着可凝结为“一二三四五”的执政思路和治理方向。“一”是一个“中国梦”的伟大愿景,即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二”是“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即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2049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三”是“三严三实”的治党风格,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四”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五”是五大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提出,构成了当前我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指导思想。

   在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治国理政思想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个“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是历史任务、发展目标。“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是保障,也就是说只有以“严”和“实”的精神推进落实,才能实现我国的发展目标。五大发展理念解决了一个发展的理念问题。那么,靠什么来实现发展目标?就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际上是“两个一百年”中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则是战略举措。而我们所讲的廉政建设和法治建设分别对应的是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这二者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又起到非常重要的保障作用。所以,把这两个思想单独列出来作重点讲解。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全面依法治国。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过程来看,“四个全面”是针对全面完成十八大所提出的任务和要求以及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而提出来的。其定位是治国理政方略的顶层设计,是涉及党和国家发展的宏观战略布局。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第一次完整表述是在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指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2015年2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全面辩证地梳理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他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这是首次把“四个全面”定位于党中央的战略布局。而在这个战略布局中,既有战略目标,又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一个整体,四个“全面”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第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阶段性战略目标。实现全面小康之后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所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战略目标。第二,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机制。社会发展需要一定动力,以前我们发展靠的是人口红利、资源和投入,现在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环境资源承载力接近极限,我们也要转变发展方式,通过制度改革,向制度要红利。所以,改革就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向前发展的动力源泉、动力机制。第三,全面依法治国是坚强保障。没有法治、没有制度做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就会面临很大风险。第四,全面从严治党是根本保证。无论是全面小康,还是深化改革、依法治国,都要依靠我们党的坚强领导,如果党出了问题,那我们的各项事业也会出问题,所以,必须要从严治党,以保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由此可见,全面从严治党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根本保证,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梦”的根本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新年贺词中讲到:“我们要让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期实现。”除了习总书记讲的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的说法外,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双保险。这是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之间的关系,也是廉政建设与法治建设之间的关系。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就是再一次的兴起。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我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只占0.4%。为什么?很多学者、仁人志士都在探索这个问题。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提出了著名的“韦伯疑问”——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发生在曾经最早孕育过资本主义的中国?大家知道,明末清初时我国手工业发展迅速,资本主义开始出现萌芽。但为何没有发生工业革命?马克思·韦伯从资本主义为何能在西方兴起的角度做出解释。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马克思·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并提出两个重要观点:一是“天职观”。资本家从事的工作是天职,是在为上帝而工作、在为上帝而勤劳致富,所以资本家挣钱是正当、合法的。这就从信仰道德层面为财富正名,同时,还解决了一个动力问题。西方有句名言:“人是为事业而活,而不是反过来。”这里的事业主要就是指上帝的事业,这是由他们的宗教信仰决定的。二是“禁欲主义”。资本家获得的财富是上帝的恩宠,不能浪费、挥霍和享受,要把盈利限制在一定道德范围内,做到诚实守信,勤奋敬业。

    总而言之,“天职观”就是鼓励资本家大胆去挣钱,实际上指的是敬业意识。“禁欲主义”就是资本家在挣了钱之后不能浪费,要积攒起来投入再生产,实际上指的是勤俭精神。马克思·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中的敬业意识和勤俭精神解决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问题。尽管他没有正面回答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这一问题,但通过对比,我们也可从这两点中总结出答案。那么,明末清初时我们有没有敬业意识和勤俭精神?没有。我们挣到钱后往往是购田置业,把财富传给子孙后代,甚至用来吃喝享乐。由此看来,马克思·韦伯所提出的敬业意识和勤俭精神,对我们现在仍有积极作用。

    同样的问题,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也提了出来——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当然,他也作出了解答。李约瑟认为,一方面是中国不具备宜于科学发展的自然观。西方的自然观体现的是对抗主义,人类要征服自然。而我国的自然观体现的是和谐主义,讲究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并不把自然界作为要征服的对象,这样就很难把自然界当作一个课题来研究。另一方面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经验阶段。比如中医,其与西医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不是靠可重复、可量化的化验指标判断病情,而是靠经验,这使得中医难以得出理性的总结。再比如中餐,相较于西餐来说中餐很难标准化制作。西餐厨师按标准化制作出来面包都是一个味道,而中餐,同一道菜,不同厨师做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全凭厨师的经验,很难给它界定一个标准,这使得中餐无法上升到科学层面。所以,从理论层面看,西方科技的发展就是科学主义加工匠传统的发展,而中国科技的发展仅停留在工匠传统上。再一方面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由此,近代中国科技发展的迟滞造成了综合国力的落后。

    落后就要挨打,就要奋起直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愿望和追求。自清末,我们开始了漫漫复兴路。最初的洋务运动,倡导学习西方技术,师夷长技以自强,但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我们意识到仅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是不够的,还要学习西方制度,进行制度改革,于是开始了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随着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的破产,我们深刻意识到仅凭制度改革无法实现民族复兴,唯有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不幸的是胜利果实被北洋军阀窃取了。此后,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仁人志士意识到学习西方制度还不够,要革新思想文化,发起了新文化运动,这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但这次文化上的复兴也未取得成功。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们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最终把国民党蒋介石赶到台湾。至此,尽管我们为民族复兴做过不少努力,取得了重大成果,但仍未到达成功的彼岸,直到新中国成立。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那么,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靠“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指引和战略保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间有着非常密切地联系。我们要从这一高度认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战略意义。

    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一个战略目标和三大战略举措,分别阐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布局。第一,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打破垄断利益集团的桎梏,才能激活全社会的潜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才有内在动力;第二,只有全面依法治国,树立规则意识和秩序理念,才能确保社会公平正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才有制度保障;第三,只有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才能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才有政治支撑。

    因此,从内容上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有机整体,四者共同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廉政建设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全面从严治党对应的是廉政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着眼于新的形势任务,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着力构建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的体制机制。“打铁还需自身硬”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立下的军令状。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时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是十八大以来我们管党治党、治国理政思想的集中体现,是治国理政方略的顶层设计。

    全面从严治党着力解决的是党员领导干部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四风”等问题。针对脱离群众,我们党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针对“四风”问题,我们党开展了“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这些都是我们党针对现实问题提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我们党90多年历史上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伟大事业和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伟大事业是什么?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伟大工程又是什么?党的建设工程。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从严治党体现了伟大事业与伟大工程的统一,体现了党的建设与治国理政的统一。

    什么是腐败?凡是公共权力被滥用而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就是腐败。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是反腐倡廉,那么什么是廉洁?古人云:不受曰廉,不污曰洁。也就是说,不接受他人馈赠的钱财礼物,不让自己清白的人品受到玷污,就是廉洁。我们党之所以要全面从严治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前我们党还存在不少贪污腐败问题。那么,是什么造成腐败高发呢?在思想层面,腐朽思想侵蚀,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在部分党员干部中滋长。在利益主体层面,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利益诉求多元化凸显,各个利益主体都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去获取有限的资源。在制度和机制层面,权力集中,且权力运行缺乏透明,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制约。在分配层面,分配调节机制不健全,出现社会分配不公,一些公务员对收入低和收入差距产生心理失衡。

    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必须要严打腐败,我们党开始了一系列的“打虎拍蝇”“猎狐行动”。“打虎”打的是如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位居高层的腐败官员,“拍蝇”拍的是身处基层的腐败官员,而“猎狐行动”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缉捕外逃贪官。这一系列行动使得大批贪腐分子落网,有效地净化了党的队伍,是我们党从严治标取得的一个新突破。同时,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我们党开始制度反腐,一手抓从严惩治,一手抓从实改革,聚焦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强化纪委的监督执纪。

    廉政建设的指导思想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廉政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构成了当前廉政建设的指导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腐败是社会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我们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是深刻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的。中国历史上因为统治集团严重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今世界上由于执政党腐化堕落、严重脱离群众导致失去政权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啊!所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我们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面临的反腐败斗争形势复杂严峻,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一些腐败分子一意孤行,仍然没有收手,甚至变本加厉。从已经查处的案件和掌握的问题线索来看,一些腐败分子贪腐胃口之大、数额之巨、时间之长、情节之恶劣,令人触目惊心!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塌方式腐败’!”

    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从严治党,严明党的纪律,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些人在腐败泥坑中越陷越深,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其身上出现的一些违法违纪的小错,党组织提醒不够,批评教育不力,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就可能导致要么不暴露,要么就出大问题。所以,要抓早抓小,有病就马上治,发现问题就及时处理,不能养痈遗患。这是对干部的爱护。要让每一个干部牢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道理。”

    习总书记还指出,为什么说当官是高危职业?就是说不仅主动以权谋私不行,而且要处处防备社会诱惑。诱惑太多了,处处是陷阱啊!所有自己认为是当官能享受的、产生快感的事情,背后都可能隐藏着罪恶,都可能是陷阱。有的人说,天上掉馅饼之时,就是地上有陷阱之时。

    对此,党中央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制度有些还不够健全,已经有的铁笼子门没关上,没上锁。或者栅栏太宽了,或者栅栏是用麻秆做的,那也不行。现有制度都没执行好,再搞新的制度,可以预言也会是白搭。所以,我说一分部署还要九分落实。制定制度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抓落实,九分气力要花在这上面。”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严明党的纪律,严肃党的政治制度,要彰显出制度的权威性和纪律的严格性。

    所以,习总书记说:“从严治党,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都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办事。”他还指出:“要深入抓好反腐倡廉工作,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任何人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依纪依法严肃查处,绝不姑息,党内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

    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屡次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因为党的生死关乎国家存亡。我们党是执政党,影响着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如果我们党腐败了,治国理政就必然会出现问题,那么,“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就不可能实现。所以,我们党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进一步提高了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进一步提高了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在过去的30多年里,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中茁壮成长,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新形势下,我们面临着四大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存在着四大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需要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两大重要课题。从党的建设角度来看,坚持从严治党,加强廉政建设,坚决反对腐败,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创新体制机制,强化党内监督。我们党现在强调的是全面从严治党与依规治党相结合。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问题,制定《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通过这两个党内法规的出台,可以看出全面从严治党与依规治党的紧密结合。

    要坚持标本兼治,净化政治生态,坚决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势头。标是指反腐举措,如惩处贪官;本是指制度建设,也就是依规治党。各级党组织要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结合,使管党治党真正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法治建设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全面依法治国,其对应的就是法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艰辛探索依法执政基本规律的智慧凝结,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四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历史阶段:奠基时期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就为以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确定了基调,奠定了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确定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确立了制度依据。

    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在这里,强调的是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在所有制度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制度就是法律制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法治,所以法治建设就是我们的法律制度建设。

    第二个历史阶段:发展时期

    1997年9月,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方式和治国理念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和历史性突破。

    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了宪法,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正式成为党和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奋斗目标,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就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大家知道,《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我国治国理政的最高依据,把“依法治国”写进《宪法》,意味着法治也就成为治国理政最高的指导思想和依据。

    第三个历史阶段:形成时期

    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2002年11月14日,十六大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增写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容。

    2011年10月27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的公布,宣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正式形成,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形成。

    第四个历史阶段:践行时期

    制度的生命在于实施。十八大以后,我国法治建设进入一个践行时期。标志性事件:201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全会的形式专题研究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治国方略,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开始迈入新的发展实施阶段。

    2014年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在这里强调的是我们要形成一种法治思维,要把法律制度落到实处。

    另外,习近平总书记还曾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

    法治是一种生活方式,存在于我们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我们都要知法守法,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更要如此。党员领导干部是学法、守法、用法、遵法的典范,要起到带头作用,而不能再说出你不是学法律的,你不懂法之类的话,即使是谦虚地说,也是不可以的。

    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治官、依法治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不要去行使依法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那么,为什么领导干部要带头守法?社会上曾有这么一句话:“法律不如文件、文件不如讲话,讲话不如领导一句话。”这句话实际上就说明了部分领导干部没有带头守法。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治官,而依法治官的关键就是依法治权。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全面从严治党,重点抓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只有高级领导干部带头遵守国家法律、党内法规,带头依法办事,做到上行下效、率先垂范,底下的人自然就会守住法律红线。

    依法治国是就国家层面而言的,每一位党员领导干部都要遵守国家法律。同时,我们党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要求比普通公民要高,在国家法律的基础上又制定了一系列党内法规制度,作为管党治党的依据,这就是依规治党。从整体来看,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并行不悖。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关键。国家治理主要依靠国家法律法规体系,而要实现依法执政,不仅要依靠国家法律法规体系,同时还要依靠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做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对此,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提出,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大家注意,在这里专门提出“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在中国法治发展史上第一次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与国家法律法规体系并列起来,一起作为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从此以后,党内法规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党法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有机组成部分。

    关于党内法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建党、制度治党,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论述,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为新形势下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提供根本遵循,进一步夯实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规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任务,要加快构建以党章为根本、若干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扎紧扎牢制度的笼子。全面从严治党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对于制度,我们原来强调的是国家法律,现在又多了一个笼子,或者说这个笼子又多了一个内容,就是党内法规。而且相对于国家法律编织的笼子,党内法规的笼子更密、更紧、更细,因为党内法规的要求、内容比国家法律更为严格。这是习总书记讲的党内法规制度的重要性。

    在2016年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党中央把党章党规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并列起来,作为全体党员学习的重要内容,显示了党中央对党内法规建设的极端重视。另外,2016年公布的全国第七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规划(2016-2020年)也专门强调,要适应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新形势新要求, 突出宣传党章,切实加大党内法规宣传力度。这是党内法规第一次成为普法宣传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全面依法治国条件下,管党治党要靠党规党纪,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实现纪法分开,用严明的纪律管住全体党员。法律是对全体公民的要求,党内法规制度是对全体党员的要求,而且很多地方比法律的要求更严格。我们党是先锋队,对党员的要求应该更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既要重视国家法律,也要重视党内法规制度,必须努力形成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在这个大背景下,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协同推进,或是说廉政建设与法治建设协同推进。

    四、廉政建设与法治建设协同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内法规在管党治党、治国理政中的根本作用,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原则,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与依规治党一体建设,严肃党内政治生态,严格党内监督,严厉惩治腐败,有效地遏制住了腐败多发高发势头,为开创治国理政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保证。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对于腐败,我们党注重的是体系建设,而这个体系主要指的是制度体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四中全会提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五中全会提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全面提高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的能力和水平。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巩固反腐败斗争成果,健全改进作风长效机制,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着力解决一些干部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形成敢于担当、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在这里,全面从严治党与依规治党相结合已确立为我们党的一个基本路线方针政策。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依据党内法规制度管党治党就成为我们党的基本政治布局。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提出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和依规治党紧密结合,强调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深刻阐明了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性。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管党治党,实际上就是用党内法规来管党治党。可见,依规治党是依法治国思想在管党治党方面的具体体现。所以说,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机结合就是依规治党。

    党的依法执政,既包括党依据国家法律法规治国理政,也包括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在管党治党实践中,党中央以零容忍的高压态势严惩腐败,坚持制度反腐、彻底反腐、科学反腐,将任性恣意的权力有效地关进制度的牢笼里,使得制度建设成为治国理政的主题,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发挥着根本性的支撑保障作用。我们党是执政党,要依法执政,那依据的是什么法?一是依据国家法律法规治国理政,二是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

    当前,管党治党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腐败问题。因此,要用党内法规来严惩腐败,实际上体现的是制度反腐、法治反腐和科学反腐,最终目的是用严密的党内法规制度约束容易腐败的权力,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样一来,全面从严治党就有了制度保障。如何将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以前我们重视思想建设,强调要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员政治修养。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单靠思想建设是不行的,思想工作不是万能的。那靠什么?最根本、最有效、最彻底的还是依靠制度和法治,也就是制度反腐、法治反腐。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根本着力点。

    基于这一理念,我们党在十八大以来通过了一系列重要的党内法规,如《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等。从出台中央八项规定到制定《中国共产党巡视条例》,从修订出台《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到制定《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再到六中全会制定《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并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我们党始终将全面从严治党与依规治党相结合,把党内法规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支撑、重要保障和根本遵循。

    可见,全面从严治党并不是一句空话,它有实实在在的制度作为支撑和保障。比如《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一个倡导道德向上,一个划出纪律底线,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涉及到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生活纪律、廉政纪律、群众纪律等各方面,深刻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全面、严格。再比如,你作为领导干部在管党治党中存在领导不力、党建缺失、反腐不力、中央八项规定落实不严格等问题,根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不仅要对当事人问责,更要对领导问责。因为领导对管党治党负有主体责任。领导手中握有权力,这就意味着责任和担当。如果领导没有担当起来,就要对领导问责。这些都体现了党内法规在管党治党方面的重要性。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有遵循,党内法规正是我们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根本遵循。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从严治党,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都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办事。”在这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实际上就是党内法规的具体表现形式。

    目前,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框架已基本确立,并不断完善。我们党最根本的一个党内法规是党章,其下面是两部准则,即《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其中,《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作为管党治党的一个重要遵循,从十二个方面阐释了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应该如何践行全面从严治党。在两个准则之下是一系列条例,如《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这些条例从党的领导、党的组织、党的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共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条例之下是一系列规定和办法,如《信访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办法》、《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等。这一系列办法和规定,使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更加细化、更加完善。

    通过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使得党内法规在全面从严治党、在制度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面从严治党与依规治党相结合,体现了治标和治本的统筹兼顾、自律和他律的双管齐下,表明我们党对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规律、治国理政规律有了新探索、新认识、新创见。伴随着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逐渐发展和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地位和作用会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明显。依靠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的时代已经悄然到来。

    一定要关注党内法规建设,因为它与我们的工作、生活息息相关。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相统一,也就是廉政建设与法治建设相统一,体现的是我们党作为执政党,要依据法律法规治国理政,同时还要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这二者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双保险。这样来看,依规治党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党内法规,进一步强化依规治党,打造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利器。


(作者:中央宣传部全国宣传干部学院研究员  秦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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